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不绝的大棒打倒了一百八十余名大小臣工，给自己的藩王生父加上了皇帝之号，后来却还是免不了被文官集团逼入深宫炼丹修道的命运。再如万历皇帝，在“争国本”中，无非是想换掉身体不好的长子，改立钟爱的幼子，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十几年不上朝的罢工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酋长式的清朝的皇帝则大可不必顾虑臣下的感受。康熙立储时，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内定人选，宫廷斗争激烈到白热化地步，可朝堂之上哪位大臣敢对此斗胆说一个字？——直纷纷作立仗马耳。真不知道到底是骄傲的文官集团已在大清的入关铁蹄面前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康熙大帝掌握了比廷杖厂卫更加厉害的秘密武器。
明清比较本是个已被说烂的话题，我无意为之，只希望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生态的情况下，给缺乏“清宫剧”粉饰的明朝皇帝们以更加公允的评价与认识。平心而论，与勤政不懈的大清诸帝相比，常常蒙受指责的明朝皇帝反倒还要难做的多。如果对权力天生淡漠，或者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承认失败拱手退让，便是懈怠慵懒；如果是不甘服输奋力抗争，想更多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不是暴虐，便多半是荒唐了。不过，现在也已经有好些学者认识到，即便支撑文官集团的精神力量是陈腐不堪的，这样君权趋于虚悬的政治结构未必对国家与民生不利，而且这明显比大清康乾盛世的万马齐喑更近似于现代，也蕴涵了更多发展进化的可能。——反过来看，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明史，其间的简单化评价都是不可迷信的，按那样的调子，如今天天忙于参加庆典活动的英国女王，不知该有多昏馈；将来要领受一个“英幽王”之类的妙谥，那简直是一定的。
再说我们可怜的正德皇帝，天性浪漫而不喜欢受拘束的他，无非也是在这种窒息的状态下抗争罢了。于嘉靖和万历不同的是，他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权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更多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而且他的抗争手段比起单纯挥舞忒没技术含量的血腥大棒要有创意多了。只可惜在那个理学昌明的时代，正统历史对想象力的容忍程度极度逼仄。也许，这便是这样一位浪漫皇帝，顶上荒唐骂名的根本原因了。
既然在宫内乱转都能成为一大罪状，正德皇帝首先想到：如果老子搬出宫去，不就可以堵住那帮迂腐老臣的嘴巴了么？于是，正德二年，他搬出紫禁城另起大宅，名叫“豹房”。关于豹房有种种传说，民间更直言之“黑老婆窝”。不过，摒弃这种司空见惯的性猜测，“豹房”的字面意思首先是养豹子的地方。如此大宅，又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通晓音乐的正德皇帝还在这里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当然，不管豹房里的到底有多少，究竟来自何方，正德皇帝在豹房的种种生活，是难以回避声色犬马这顶大帽了。
“豹房”之外，还有养老虎的虎坊，具体就在如今北京南城的虎坊桥一带。从小对骑射弓马军事武术等一干对承平帝王而言纯属无益之事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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