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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我笑了笑：“人不在了，用不着这么费心了。”
我说：“父亲也说过，这屋子要给你留着，并说你走了，还一定会回来。”
商君秋就这样住了下来，没过两天，放儿就和他玩的熟络起来。
那天，商君秋对放儿说：“喊我声干爹，我带你买糖葫芦去。”
“干爹。”放儿高兴的喊着。
从那以后，商君秋就把我的儿子收做了他的干儿子。因为不用唱戏，商君秋有了大把的时间，常常跟着放儿在院子里或街道上一起溜达来，溜达去。至于那些零食点心，只要放儿开口，就能够吃个遍。放儿说干爹最疼他，我说“你干爹这个人是挺好的。”
一天，莫秋雯带着放儿回了娘家，父亲又去了茶馆，家里忽然变得冷清了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商君秋对我说：“一会儿你去我那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看。”
吃过了饭，我故意的留下来慢慢的喝茶，看着佣人把桌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才又踱步走出了屋子。
我轻轻推开了那间厢房的门，莫秋雯放下手中的那个本子说：“你来了啊。”
“恩，你不是说要找我吗？”
“我如果不说，你是不是就不会找我？”
我沉默，我知道他有多了解我。
他拉开柜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珍珠头带说：“这个是你当初送我的，这几年，我唱《珠帘寨》，一直戴着它，现在还给你吧。”
我接过那个头带看了看，每一棵珍珠都在晶莹的放着光，即使是在头带的间隙也是一尘不染。我把珍珠头带重新递给她说：“这个还是你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过得很好，我知道我不应该回北平来，我知道……”
没等他说完，我冲了过去，猛地抱起他……
还是那张床，还是那个人。我纵情地释放着这些年来积攒下的寂寞，心中的空虚瞬间就被填满了。
我们一直沉浸在久别后的温情之中，以至于当莫秋雯打开门时，我们一起楞在了那里。莫秋雯看了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门外的放儿好像走到了她的跟前吵着闹着要去找干爹。莫秋雯给了他一个巴掌说：“回屋去。”
伴随着放儿哭声的远去，我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来到屋里，看见莫秋雯正双目无神的坐在炕头上。我蹲下身子哄着哭闹中的放儿，不知道该怎么和莫秋雯说。
过了一会儿，放儿总算不哭，我坐到莫秋雯的身旁说：“我还是让君秋搬回去吧。”
“搬走一个人不难，搬走一颗心容易吗？”莫秋雯生气的看着我说。
“我……”
“就这样吧，算我什么都没看见。”莫秋雯赌气的跑了出去，真好撞到进门的商君秋。
商君秋看了看她说：“对不起，我马上就搬去城南，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莫秋雯什么也没有说，绕过商君秋的身体，走了出去。
放儿看见商君秋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干爹。”
商君秋一把抱起放儿，并举过了头顶，放儿开心的笑个不停。又耍了几个来回后，商君秋把放儿抱在怀里，哄着说：“放儿啊，干爹要搬走了，你可一定要孝敬你父母噢。”
“不，我不要干爹走，我要干爹住这里。”放儿一边看着商君秋撒娇，一边又看看我，就好像是在求助一样。
“放儿，你干爹还要去唱戏，你以后要是想了，我就带你去戏园子找他。”
“不，我就要干爹住在这里。”
放儿的执意挽留也没有留住商君秋，初一才过，商君秋在家里唱了一出堂戏就搬去了城南。
莫秋雯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去吧，我不怪你。我们有言在先的。”
“算了，我和你过。”我说完，就拉起放儿的小手出去玩了。
民国二十五年初，我的大哥因为“赤化”的罪名被北平市政府抓了起来，他把自家的茶馆当成了前线的宣传阵地，沈家茶楼也随之被查封了。我虽然打心眼里觉得大哥蠢得不行，可还是带着莫秋雯去求我的老丈人。岳父满口答应会去警察局里通融通融，可是“赤化”又是极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敢明白说个清楚。
大哥就这样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被抓获的第一批人听说已经被秘密处决了，大哥还没有死，这也许就是我的岳父通融下来的一个成果吧。
那时候惹上官司可都是要人命的，母亲每日里焦急万分，后来就病倒了。
商君秋也为此四方奔走，只是问题太过严重，谁人也不敢随便插手此事。我们只能静待那一线转机。
一年后，七七事变，日本人正式中国宣战。软弱的政府不堪一击，半个月后，北平就沦陷了。而我大哥那批赤化分子也在政府转移前被秘密枪决了。
带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商君秋和我们全家人都迁去了上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时的二哥还在英国留学，父亲发信过去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了。
没过多久，日军就打到了上海，我们又被迫搬去了租借。商君秋在以前曾经认识一位法国的票友，我们就在那时搬去了他家的别墅。
对于上海，我既爱又恨，那十里洋场也曾有过我的足迹，可是现在，我只是这里的一个难民。
那时的防空警报总会时不时的想起来，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鬼子的飞机总能准时过来扔下一些炸弹，然后又一溜黑烟的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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