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样啊，姑娘！”
“你没出什么事吧？”
“我不会有事的！我还舍不得让人有机会夺走自己美丽的未婚妻呢，再说少了我这个巴黎最迷人的美男子，你又该嫁给谁呢？”
看到她完好无缺地站在我面前让我很安心：“听我说，玛瑞莎，我们现在就回阿曼德庄园，那儿比巴黎安全多了。我已经告诉母亲，我要带你回去，我们可以在那儿结婚，怎么样，亲爱的……亲爱的？”
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儿，她的眼睛没看着我，只是用手抓着领口，有点神经质地咬着下嘴唇。
“你怎么了，玛瑞莎？”我扶着她的身子，突然发现她的领子里有大片殷红的血迹，“上帝啊，你受伤了吗？怎么回事？你碰上德国人了？”
“不，不是我。”她局促不安低下头，想遮住衬衫里的血迹，“对不起，夏尔特，我……我没好好呆在这儿……”接着她像下定决心似的指着侧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就是现在！”
我们？
我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眼。
玛格丽特·索莱尔教授躲在她的小休息室里，沙发上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他吃力地把脸转向我，叫了一声“伯爵”。
是阿尔芒·费塞尔，教授最出色的一个学生，未来的长笛演奏家。但是现在他的腰部中了一枪，正用纱布捂住伤口；不过这显然没用－－血不停地从指缝中渗出来，染红了身后莱尔教授的衬衫。
“哦，天哪。”我低声说道，连忙脱下外套开始翻急救箱，“是德国人干的？”
“对，我……我向他们扔了几颗汽油弹！”
谁来告诉我该怎么阻止这些急躁的孩子？
平时缺少笑容的索莱尔教授此刻像母亲一样抱住这个年轻人，不停地为他擦去冷汗，显得非常焦躁不安。
“这样下去不行，伯爵先生。”她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您在这里也无法处理伤口，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是的，如果可以我很愿意这么做，可是，教授－－”我一边用力压住纱布一边告诉她外面的情况，“－－街上到处都是纳粹，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巴黎，每个路口都有盖世太保盘查，如果您的真的想保护这个莽撞的小伙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乖乖呆在这儿。”
“他会死的！”
“至少现在不会！”－－哦，我的衬衫和领带，它们全完了！
我和教授轻轻地把伤员放平，让他闭上眼睛休息，然后开始收拾一地的血污，玛瑞莎端来一盆水，我们仔细地洗干净双手和皮肤上沾到的血迹。
“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忐忑不安地望着我，“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儿吧？”
“别担心！”我搂住她的肩安慰到，“等阿尔芒稍微好点儿，我就打电话叫皮埃尔把车开过来，他可以装成病人和我们一起去医院。从瓦格拉姆林荫道旁边的小路走，我想德国人还没不至于在那儿设卡。”
“能行吗？”
“只有试一试，否则他们开始搜查找到这儿，我们都得死！”
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戒严了。一小队一小队荷枪实弹的德国人踏着坚实的步子从街上跑过，让人心里更加恐慌，从夏洛街的交叉口后面可以看见无数侵略者像狼群一样趾高气扬地通过凯旋门。
而我现在担心后座上那个伤员，虽然他换上了干净的外套虚弱地靠在玛瑞莎和索莱尔教授中间，但是惨白的脸色显示出他失血过多，随时都可能昏过去；可更在糟糕的是前面的盘查，没想到在这种僻静的小路都能撞上德国人的流动岗－－我真该为上次礼拜时偷偷亲吻了玛瑞莎而向上帝忏悔。
皮埃尔双手攥着方向盘，紧张地望着前面转弯处的两个士兵，当他们示意把车开过去时，小伙子指关节都泛白了。
“没事，伙计。”我安慰他，“打起精神来，一切照安排好的那样做。”
“是、是的，阁下。”
一个端着步枪的矮个子士兵把头弯下来看了看，用生硬的法语问我们要去哪儿。
“医院！”我接过话茬儿，“我的秘书得了急症，也许是阑尾炎，得立刻去检查！”
士兵带着狐疑的神情打量着后座上的三个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一脸苍白的阿尔芒身上。
“是他吗？”他用手指着问到。
“对。”
“这两个人是谁？”
“他的妻子和母亲。”－－我真不想撒这样的谎。
也许是玛瑞莎和索莱尔教授脸上焦急是神情很有说服力，矮个子士兵最终相信了，挥挥手示意我们过去。
我真正的秘书松了一口气，正要发动车子，旁边却突然传来一个极低沉的声音：
“等一等。”
矮个子士兵转过身，啪地一下立正、敬礼。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吉普车上下来，走到我的车窗前。
“对不起，先生，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车里的空气骤然紧张，我暗暗叫苦；他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我掏出身份证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他手里。这个军官向我略一颔首，开始一张、一张地检查。
时间变得特别漫长，我打量着他的肩章和帽徽，猜测他的军衔与职务：黑色的制服和银色的饰带徽章告诉我这家伙好象是个党卫军上尉，就外表来看，他是“纯种”的日尔曼人，一头金发，蓝眼睛，身材挺拔，轮廓分明，长着一张足以和阿波罗媲美的英俊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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