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并未违反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日本宪兵队的职责，本来是保护日本在华机构和侨民的安全，帮助维护社会治安，但是此次事件并不涉及任何日本机构和侨民，所以宪兵队鸣枪是无理的，抓人更是违背治安法令。
杜重生请陈复言出马时，两人已经有共识，上面说的那些都是明面上的交涉，是据理而争；但是对付日本宪兵队，光靠光明正大的交涉还不行，怕他们恼羞成怒把梅老板给怎么样了。所以杜重生通过梨园行的人，在梅老板的日本戏迷中找到一两个人脉广而且德高望重的，请他们到宪兵队去周旋，起码保住梅老板不受皮肉之苦。
杜重生又去求见市长陈公博，因为这件事往小里说是梅慕兰的个人安危，往大里说则已经引起了民情激愤，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
杜重生说：“汪主席八月份刚发表了《怎样建设新上海》一文，老百姓都期盼能在上海安居乐业。商会为上海各商家谋利益，为市场繁荣做贡献，梅老板是梨园界的标杆人物，却在商会的庆祝演出中被抓，这件事在民众当中反应巨大。为了维护上海的稳定和繁荣，恳请市长先生以上海市最高领导人之尊，向宪兵队施压。毕竟日本方面也要遵守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目前他们远东地区的战局频频受挫，已经后续乏力的情况下。”
陈公博表示同意杜重生的想法，支持商会组织的请愿□□。作为上海市长，他会向宪兵队指出他们在此次事件中的所做所为是违背有关的中日双边条约的，应该马上释放梅慕兰先生。他还特别赞同杜重生为了确保梅先生的安全而弱化政治因素的策略。
五天以后，梅慕兰被释放了。詹养和与梨园行的一小批人一起，在宪兵队大门口迎接他，《申江报》又一次获得优先采访和报导的机会。
梅慕兰是自己慢慢走出来的，人显得憔悴，但是没有外伤；被抓时所穿的戏服已经换下，他身上穿的长衫整洁合身，估计家属已经探视过他，或者至少送了衣服进去。
《申江报》的记者对梅慕兰说：“梅先生，我是《申江报》记者。请问梅先生被宪兵队关押五天有没有受刑？有没有被非人道对待？”
梅慕兰虚弱地答道：“幸未受刑，感谢各方周旋营救。非人道并非对我肉身，精神之煎熬，终身不敢忘。”
那位记者还要再问，詹养和拦住他，说道：“此地不宜久留。梅老板身体虚弱，我们要马上送他回家休息。请另外安排时间采访。”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杜公馆内，鲍妈走进邱菊儿的房间，对还在梳头化妆的邱菊儿说：“太太，那位大名鼎鼎的梅慕兰来了！我说老爷出门了，他说他要拜会二太太。我去问二太太，二太太说不见。你看我是不是去打发梅老板走啊？”
邱菊儿想了想说：“我先去看看冬月再说。”
楼下大厅里，穿着浅色轻便西装的梅慕兰坐在沙发上等着。他曾经娟秀的脸庞有了一些皱纹，曾经妩媚的眼睛有了眼袋，但是，他的雍容气质和飘逸体态还在。已经很久了，去通报的佣人都没来回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他心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无意识地用右手搓弄着左手上的戒指。
终于楼梯上有个穿旗袍的人影一闪，然后慢慢往楼下走。梅慕兰本能地站了起来，定睛一看，那并不是孟冬月；待她再走近一点，梅慕兰认出来那是杜太太邱菊儿。
梅慕兰颇觉不安。邱菊儿走近他之后很客气地问候道：“梅老板稀客。请坐啊。”
梅慕兰坐下，讪讪地打招呼说：“杜太太，多年不见了。”
邱菊儿看客人坐下了，她才坐下，答道：“是啊，多年不见了，梅老板风采依旧。前两天外子还提到，梅老板挂牌唱《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令人钦佩。”
梅慕兰客气地说：“杜太太过奖了。我今天登门，是征得杜先生的同意，来见冬月一面。此次唱退金被宪兵队抓去，蒙杜先生鼎力相救，感激不尽。回想当年我对冬月多有有不义之处，特登门致歉。请杜太太行个方便。”
邱菊儿微微笑着说：“梅老板言重了。实话实说，我大概猜到了梅老板今天的来意，下楼之前已经问过冬月了。她身体不适，不能见客，让我带话给梅老板：往事如烟，不宜追忆。以后也不必相见，免得徒增伤感。请梅老板善自珍重。”
梅慕兰神色黯然，沉默了一会儿，木然地起身告辞：“多谢杜太太。我就不多打搅了。”
“梅老板走好。”邱菊儿客客气气起身送客。
当天晚上，杜重生在邱菊儿房里换好睡衣准备就寝的时候，邱菊儿责怪他：“你怎么答应姓梅的到家里来见冬月？”
杜重生不以为意地说：“他到商会来感谢我营救他，言谈间多次问起冬月，我不能太小气了，是吧？他要来就让他来，我估计冬月根本不会见他。”
邱菊儿点头说：“让你猜对了，冬月不肯见他，让我把他打发走了。不过我把话说得很客气，理该如此吧，到底他也不是一无是处。”
杜重生撇撇嘴：“他当年对冬月的确是一无是处，不像个男人。不过现在时过境迁了，你对他客气点是对的。”
第22章姚念慈的父亲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申江报》老板尹正霏第二次来到夜上海歌舞厅。经过上次的冷遇之后，尹正霏这一次是有备而来。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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