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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章土地财政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中国,地方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之一,两人的“和”与“不和”,直接影响局势的稳定,直接影响当地政坛生态
按一般规定,党政一把手之间——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县委书记和县长——各自有不同的分工,一般来说,就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统领党的部门,主管干部调配,市长、县长统领政府部门,负责经济发展——一个“管人”;一个“管钱”,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同时县、市长作为党委副书记,又协助书记工作。
从政治上分析,这些东西从来又是一个复杂的均衡,由此,挑选合适的党政一把手“搭班子”,才会成为上级组织部门的重要任务,这是一件费尽心思的大事。
在中国,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政治不仅仅是思想意识,也不仅仅是理论争论,还是无处不有的实实在在的博弈,是分配权利和资源的方式。一个官员,大处必须讲政治,如果说不问政治,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也不可能从市场中获得利益。一呼百应的官员,必定是政治博弈的高手。
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干部人数有限,如果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有意抬高自己,有意栽培亲信,那么他的政治威信就会日渐增加,县长市长比较容易被架空,导致党委书记说话是“规矩”,行政首长说话只算“意见”。
当然,书记稍稍让步,稍稍一些,情况又会是另一种局面,比如范正大和蔡县长,比如现在的我林谷和现任县长。
我认为清明的官场政治应该就这样,不能比谁的权力大,谁讲话必须绝对权威,要看真理在谁那里,谁做出的决定对事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我现在依然为我敢于跟汪鑫作对,坚持始终不让轧钢厂上马的固执叫好。后来我和康明山聊起这事,他也是对我敬佩有加。有一次喝酒举起杯子开玩笑说代表甲子村村民“敬我一杯”,我也不无得意对他说:“明山啊,我是毛泽东称赞叶帅的那样‘吕端大事不糊涂’嘛!”。
为了避免重蹈汪鑫覆辙,我时时提醒自己,少拍脑袋,少拍胸脯,要多讲一些,少一点霸气,多听同事、下级的意见建议,少做一些武断的决定,大事清楚些,小处糊涂些。
那一天,我和陶静谈论起这些,谈论起我和前任汪鑫的优劣差异,我就大言不惭地:“陶静,比之汪鑫,我林谷怎么样?”当然也因为我和陶静的特殊关系,我才这样大话连连,大大咧咧,我以为陶静一定会对我赞不绝口,没想到她一盆冷水从头浇来:“林书记,表面看来你貌似,但实质上好不到哪里去。”
“这话从何说起?”
我不服气地盯着她。
“我说了实话你别生气啊,”陶静笑眯眯看着我,“其他我不说,就人事安排,还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新县长到来之前,该动的你已经动到位了。你是不知道,下面是怎么议论的吗?这样的议论你当然听不到,我是听了一些。怎么样,想不想听听?”
“但说无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林书记,这个议论可是不太好听。”
我很大度地说:“没事,良药苦口利于病。”
“那好,那就恕我直言。”
“说吧。他们怎么议论?”
“他们说,汪鑫的霸道写在他的秃顶上,他一拍脑袋,事情就定下来,别人无法插言,更无法更改;而你林书记的霸道不过是更隐蔽些,貌似更温柔一些,其实是殊途同归,结果都一样。”
“他们对这次干部调整是那样感冒吗?”
“他们说,重要岗位都已经换上你的人,你林谷也不能免俗,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听陶静这样说,我大呼冤枉:“其实我也没有大动干戈嘛,也是小范围动了动而已。”
“当然,议论也是小范围的,也只是个别人不满而已。”
我大概也能猜到,这“个别人”应该就是郭川他们,动了他们的位置,削了他们的权力,他们发一点牢骚也是正常的。小到调动大到改革,动了谁的切身利益都会遭到反对遭到阻力,这不足为奇,但大方向正确,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这路就走对了。
想到这里,我不再郁闷,看着陶静说:“陶主席,你怎么看,对这次干部调整?”
陶静:“我当然是全力支持你的决定,你林谷没私心,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大王庄的发展。不过形式上可以更完善一些,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通过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呢,或者是通过县长办公会的形式,这样看起来不是更冠冕堂皇一些?”
“陶主席你的意见我虚心接受,我当时确实也是急了些。”
我知道,这次调整,最遭诟病的还是康明山的高升,甚至有人告状到市里,说我林谷是任人唯亲,大肆提拔亲信、朋友、同学。
对这个问题,陶静倒是避而不提。这次调整,我原也是打算把陶静调整到政府机构,让她挪一挪位置,做一个有实权有实职的副县长,结果我还是拖了一拖,放了一放。康明山上去了,陶静还是原地踏步,但她一点怨言也没有,一如既往理解我支持我,这让我很感动。
“陶静,不瞒你说,我打算让你也动一动。”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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