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编制的正式下发，独立军所属的四个师和七旅二司二团的直属部队，全部开足了马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征兵、练兵行动。
凌寒有言在先，编制我给你搞出来了，能达到什么效果，全看各军事主官的个人本事了。
而且，凌寒也提前说了，能不能达到满编，甚至超编，是他考核所有主官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然，凌寒也不会把手下逼得太紧，毕竟以独立军原本不到10万人的规模，扩大到35万人左右，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时间的积累。
与此同时，经过凌寒和邓政委的商议，政治部所有人员群策群力，终于拿出了比较完整的地方治理方案，包括试运行的工商法和税法。
而各地的民选政府，也相继建立了起来。
在这次政府的组建当中，凌寒再次开动了自己的金手指，无耻的摽窃了统帅的三三制原则，在县乡以政权实施。
所谓三三制，即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而基层的农村政权，则是采用了近似于全民投票的大选方式，组织村民先推选出几名候选人，然后每个候选人进行演说拉票，最后再投票。
有人或许会问，以当时华夏农民大多数不识字的现实，投票是怎么进行的？
这个很简单，让候选人全部站在一张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个小盒子，所有参与投票的村民，排队走过这张桌子，并在桌子的头，领取一粒代表选票的豆子或者花生，投到自己认可的候选人面前的盒子里，就算是完成了投票过程。
等投票结束之后，再当着大家的面，数一下那些豆子，谁的数量多，谁就是村长。
村子里的其他职位，也是采用这种方式选出。
而且，邓政委的人一直在宣传，选出的领导干部，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是带领大家赶跑侵略者、走富强生活的，而不是让他们骑到人民头去作威作福。
在忙碌当中，38年的最后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来到了39年的一月份，距离过年，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在这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
12月18日，身为国大党副总裁、重庆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只身离渝，出走越南河内。
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重庆政府进行政治诱降。
对此，老蒋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华夏，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但是，就在老蒋发声之后，已经出走的汪精卫，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12月29日，汪精卫正式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一步步滑向深渊，导致最后的身败名裂。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对于日本人吞并华夏的野心，汪精卫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对于这件在国内外引发无数波澜的大事，独立军却没有任何表示，而是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自己的建设事宜。
对此，凌寒也曾经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汪某人看不到抗战的未来，选择投降，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谁也勉强不来。
但是，就算是汪某人将来取代老蒋，当了最高领导人，他也无法指示全华夏人，跟他一样卖国。
也就是说，他汪某人卖国，咱们该抗战还要抗战，各玩各的，谁也不干扰谁就是了。
对于凌寒的这个说法，邓政委还是表示认同的，虽然他也想以独立军的名义，发出明码电报，怒斥汪某人的卖国行为。
可是转念一想，即使那么做了，也于事无补，只是表明一个态度而以。
所以，独立军下，对这件事闭口不言，只是紧锣密鼓的准备着来年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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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39年，欧洲那边已经有了乱起来的迹象，先是西班牙内乱，弗朗哥台，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
接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往来不断，邪恶轴心已经有了建立起来的苗头。
而英法等国，还是抱着自己的绥靖政策，在那装聋作哑，放纵德国的行为，只是一门心思的鼓捣自己那耗资巨大的马奇诺防线。
时间到了2月18日。
一大早，凌寒就出了屋门，跑去找朱老大他们去了。
对于独立军来说，今天可是个大日子，这是独立军成立以来，第一个春节，而今天，正是除夕。
汇合了朱老大等人之后，军部的几大领导，在朱老大的带领下，乘坐卡车，开始慰问军部四周驻扎的直属部队。
原本有人提议把军部搬到潍县去，既方便对于部队的指挥，条件也不至于像山区这么艰苦。
但是，凌寒认为，现在的山东，四面环敌，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暂时不要搬迁军部驻地为好，倒是那些直属部队，可以按照之前的规划，尽快开赴自己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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