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依靠妈妈每月一千多元工资维持生活。她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以前她问过父亲去向,妈妈不说只流泪,后来她不再问了。
心桐赶到医院,已经太晚,妈妈奄奄一息。妈妈绝望地狠命地盯着她,张大的嘴巴大口吐气,却说不出心中对女儿的牵挂。
就那样永远地离开她,手捧着在学校辛苦凑齐的五千元医药费分文不少,她肝肠寸断。
妈妈走后,如天踏地陷。乡亲们告诉她,妈妈得的是小病,突然死亡,妈妈所住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纷纷帮助她上访。
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医院医务科科长兼内科主任高明阳。第一次见面,她发现,他就是那天傍晚送她到东海市区的好心司机。
他不厌其烦地接待心桐。她每次哭诉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他每一次都认真耐心地倾听,与她同悲,从不打断或者阻止她的叙说。总是等她全部说完后,才向她逐一解释。
医学浩瀚如沧海,其中的复杂深奥,学医只有一年的她怎么能够参透?
最后一段时间是为了上访还是为了见他,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妈妈的死最终结论是正常的病理死亡,医院基于仁道主义考虑,捐资四千给死者家属。
因为怀疑亿伟医院藏有猫腻,上访成了她生活全部。突然有一天,这起医疗纠纷定了性,她便失去了生活动力,成了抽筋断骨之人。
书不愿意再读,工作不想去找,不去走亲串友,连她最喜欢的逛街兴趣也变得索然无味。成天闷在家里,一个馒头或者一块面包糊一餐,四天烧一壶开水,地上乱得像牛栏,院子里晒衣架也不知空了多长时间。
隔壁爷爷奶奶大叔大婶来看她,她把人家堵在门口,总说没事。电话响了,接起来,回答任何人有气无力,千遍一律地连说几声好!好!不用!不用!
然而有一个来电她不能搪塞,那是亿伟医院打来的。既然病人死亡与医院无关,就请她把死者出院手续办了,并告诉她,住院费还有余额。病人死了,账依然是活的。
“我没有结账吗?”她自问,妈妈正月二十八号去逝的,那一天很冷。现在是几号呢?翻翻日历,十二月二十六号,已经近一年,记忆里好像真没有储存这件事。
懒洋洋地梳理头发,头油很重,随它去,换一件上衣,身上这件脏得可以垫狗窝,裤子没有人注意,不管它。
这一天,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但她感觉不了丝毫暖意,却十分在意偶尔吹过的微风所带来阵阵寒意。
在镇头小车站等了约半个小时,过来一辆中巴车,车上人不多,路上却停车n次,到达市区已经十点一刻。
医院门诊大厅热热闹闹,出院结账和住院手续是同一个窗口,排着长龙,她不知不觉地钻到前面,不良行为引起了周边人的公愤,才醒悟地站到最后,很快她后面又跟上五六个人。她夹在中间,一步一步,跟随队伍向前缓行。
出院结账单上的表格框线是红色的,妈妈姓名却是黑色的,那一栏后面剩下一段长长的空白,犹如妈妈未走完的人生。
走出医院大门,医院整体建筑一目了然。心桐忍不住遥望妈妈曾经住过的病区大楼,仿佛亲人灵魂就挂在上面,让她肝肠寸断。
急忙转身,走进一条看不见医院的街道,不想与一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高主任……”
“是你!”对方惊异地瞪大眼睛,“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她后退几步,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你过来一下。”他不由分说,把她拉进旁边一家休闲小站,点一杯多数女孩子喜欢喝的奶茶给她,自己则要一怀咖啡。两人相对而坐。
“为什么不去上学?”他责问。
她不语,只顾使劲流泪。
“爸爸不管吗?”上访时她曾对他说过爸爸骨折躺在家,不能下床。
“没有爸爸。”她吸着鼻涕说。妈妈事已了,没有必要再骗他。
“什么?”他吃惊,“那你现在怎么过?”
“一个人过。”
他静静地望着她,不再相问。女孩已经没有女孩样,黑眼圈,糙皮肤,面孔泪迹斑斑,嘴唇上方还沾着两点面包碎屑。如果不是两个人撞在一起,他根本认不出她。
“一个人也可以上学啊。”他哑声说。
“我要挣钱养活自己。”她低头轻语。
“医院补给你的四千块呢?”
“前一段时间上访,路费问别人借的,还债了。剩下的只能管几个月。”
他默默地看她很久,最后起身,亲切地摸摸她后脑勺:“你先回去,洗个头,洗个脸,把裤子换掉。妈妈走了,生活还要继续。这么大的人,应该懂事。是不是?”
她抬起头,仰望他,他目光真挚而温柔,她不由自主地“嗯”了一声。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我家很远。”
“没关系。”他坚持。
他开着一辆黑色小车子送她,路上两个人沉默不语,快到牛山岭镇时,他问她:“过年准备怎么过?”
“到小姨家去,她早就说了。”
回到家里,心桐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洗头,洗脸,换衣服,还打扫了卫生,整理屋子。做完这一切,很累,靠在床上休息片刻,突然想起妈妈有一个总不让她打开的装钱小包。
她翻箱倒柜地找那个小包,现在打开,妈妈应该不会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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