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母亲总说父亲一定是被舰艇接回日本了,现在还活着。我知道当时能够被接回去的日本残留难民简直少之又少,父亲一定死了,可母亲就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当年,不愿接受战败的日军在撤退与遣返期间大乱阵脚,将众多残留妇女和孤儿弃置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不幸的历史人群的生成,正是日本多年奉行遗民侵略政策,组织满洲开拓团[满洲开拓团:日本在中国实施移民侵略政策时,向东北地区派遣的军队和百姓的组织。]所酿下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之后,向满洲移民便成了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国策之一,1936年,日本拓务省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当时的首相兼外相广田弘毅内阁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移民开拓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一百万农户,五百万农民人口,这个数额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按其设想,二十年后这一百万户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一千万人,可占东北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以此彻底改变满蒙的人口结构,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因此,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就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然而,随着战败消息的传出,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批预备军的妇女和儿童们,便注定逃脱不了逃亡途中的厄运。
“那之后您和母亲在南京过着怎样的生活?”
“那时我还小,所以没有刚到南京时的记忆,母亲也从未对我提起过,只记得从我懂事时起,我和母亲就住在一间多说五平米的小平房里,隔壁那间大一些的房子里住着我年迈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还有一个舅舅,不和我们住一起,他在外面做事,一年里只回来一趟,有时一、二年也不回来,至于他在外面做什么,我也不清楚。
那时母亲叫刘玉秀,给我化名陶小科。后来我才知道,外祖父叫刘全中,他有一个在上海打零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刘全中并不是我的亲外祖父,母亲和我只是寄于刘家篱下,我们住的那间小平房以前是刘家放柴火的小仓库。刘全中是个朴实善良的老人,他见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起了恻隐之心,与外祖母商量好后,便决定收留我们住下。母亲最开始一面照顾我,一面帮忙照料两位老人的生活,日子长了,我也长大了,母亲就在外面做清扫工,回来后在小房里做手工线活儿,母女两人勉强糊口。”
此时,那个旅游美食的节目已经到了**阶段,不时传来喝彩欢呼的声音,我取过遥控器将电视的音量调小,喝了一口早已凉却了的龙井,继续听满佐子的故事。
“后来外祖父和外祖母先后去世,舅舅念在母亲一直照料二位老人的情份上,允许母亲继续住在这里。我记得那时是1959年,我十五岁,舅舅为外祖母办完后事的第三天早上便启程了,临行前母亲还给他做了五个玉米面窝头。之后,我和母亲就搬进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那间大屋子,一直住到1993年我和母亲回到日本。我到现在还会在梦里回到那间老屋子,还会看见外祖父和外祖母倚坐在门前和我说笑的情景,母亲拎起水桶,将满满一桶挑来的水倒入院子里的大水缸。”
战征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都没有实施援助遗华日侨[遗华日侨:指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归国的政策,造成大批日侨无法回国,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进入中国人家庭。日本原厚生省将战败时遗弃在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将十三岁以上的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中国家庭的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中国的,进而剥夺了像满佐子母亲这样的残留妇女[残留妇女:指日本遗孤中的女性,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满洲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陆续送到了满洲,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成员。]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从1945年,直到四十八年后的1993年,才最终取消这种差别,将遗孤和遗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统称为“残留日本人”。
日本政府将遗华日侨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前者所指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此定居的日籍持有者,现在仍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另一种是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的日籍持有者,本人在中国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所指对象也有两种,一种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此定居的日籍持有者,现在却拥有中国国籍的日本人。另一种是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可见满佐子母女两人显而易见被归入后者的行列,作为中国籍残留日本人被看待。
“1993年,我所在的那个县的政府开始为日本遗孤的寻亲提供帮助,日本政府也对此做了很大努力,在双方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我和母亲时隔四十余载,一路辗转,终于重又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来日本这边依照民意制定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日本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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