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定义很模糊，笼统地定义在“爱与智慧”之间，这就为西方哲学定义了一个宽泛的命题，给思想家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任由你的思想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驰骋，任由你的思想信马由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文化可以形成向世界进军的力量了。
反观中国传统理学的定义很明确，狭隘地定义理学的范围，把理学明确的界定在“天、仁”之间，狭隘的限制了理学的思想范围，纵观整个封建王朝的君主们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时，只围绕着儒家思想打转转，狭隘的把自己限定在理学思想的范围内，不敢迈出牢笼一步，把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态完全放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向既定的目标进发。
而西方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是分开的两种形式，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多数不具备政治家的身份，政治家的思想往往不能左右政治进程，同样思想家的思想在影响政治进程中也是模糊的开放的概念，并不具备直接影响政治进程的力量。
但是在古代中国，思想家与政治家往往是混淆不清的，这也足够说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就是一种外狭内松意志与行为混杂在一起的思想合成。
为什么西方人不主张哲学思想过度的影响政治进程，因为当政治家与思想家融合在一起时，产生的后果就是希特勒的政治进程。
当政治家与思想家融合在一起时，向人类发出的信号是，非吉即凶。因为，如果一个人即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当这个人的意志左右全体人民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要遭罪遭殃了，因为思想家的思想都具备前瞻性与性，如果一个人即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手中掌握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权力，那么这个思想家发动的思想运动势必会引导民众进入他的思想王国，进而导致所有人都会进入一个空洞的世界，在他一个人的思想鼓吹下形成全民意识的膨胀，造成巨大的脱离现实存在的空想空间，空洞的气氛热烈而活跃，人们鼓起万倍的勇气向一个空想的目标进发，势不可挡，根本就没有力量可以阻止这种势态的发展，最后是大家一起掉进这个空想的世界里，一荣俱荣，一焚俱焚。
所以说绝顶聪明的思想家无论如何不可以手中握有权力，如希特勒。真正的政治家也不可以具有丰富的思想世界，如华盛顿。
由此可见，哲学理论不是政治思潮，哲学不具备直接影响政治进程的外在条件，哲学的真正用意仍然是放在总结历史经验，验证现在经验上，把文化的记忆碎片整理成完整的“爱与智慧”结晶体，用来指引人们的行动方向，只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
而不可以具体物质条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一个政治目标前进，所以说当物质基础置于思想前端时，人的行为就会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思维，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会瞬间产生不怕死的精神，后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悲剧。
所以说中国人不能把哲学研究定义在某一思想范围，压制性的规定哲学思潮的发展进程，进而导致哲学思潮前行，最终又回归到中国传统理学的发展道路上去，进而导致失去哲学的光泽，无法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最后走向死亡。
“在美国哲学家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中虽然提到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哲学家像欧文，但对马克思却只字未提(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写的是从古希腊哲学到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其时间跨度包括马克思)。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虽提到马克思，但是他说他讲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是对西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而且在西方哲学的“经院哲学”阶段往往包含了一批阿拉伯哲学家。所以，西方哲学中“西方”广被认为不仅仅指地域上的“西方(西欧)”而且指文化上的具有“思辨”特色的“西方”。”这段话来自网络，我不这样认为。
西方哲学的确是以“经院哲学”为起点，形成了有神论者以上帝的名义向民众宣教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方法的本性就来自于唯心主义精神，因为有神论者都是精神致上者，这就形成西方哲学的根基是扎根于唯心论基础之上的。
而中国理学则是通过《易经》原理来演绎的学问，易经是沿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夜观天象，日观风雨总结出来的自然经验，归于智慧的范围，属于唯物论的范畴，因此上说，凡是《易经》衍生出来的学问都归于唯物论的范畴，这其中的最居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的儒家与道家。
非常严肃地说，儒家与道家都是无神论者，两者的思想方法重点放在总结自然经验上，把事物发展的经验总结放在理论框架的前沿，放在第一位，因为易经原理就是分解自然规律的学问，是自然命运规律的总结。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有神论都不持坚定的立场，这种思想就来自儒道两家。
在中国人心中最高的神是“老天爷”，但老天爷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中国人心中，老天爷很具体，他就是住在天上的人，管天界的皇帝，他与地界的皇帝一样用“仁义礼智信”来统治人民。
在中国人心中没有具体的神，不象佛教、基督教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神。中国人是泛神论者，在他心中有无数个神，这些神很笼统，但又很具体，让你无法定义它的存在。比如财神爷，财神爷的神形来自人们的心理预期，财神爷的神像来自中国人非常具体的心理目标，希望理家有方，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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