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你就遇到了矢部先生?”藤川问我。
我们站在山坡半腰的一小片平地上,远处静静涌动的漆黑大海,上面浮着点点船灯;近处包裹在明亮灯光中的热闹祭典,每年一度的狂欢还没有结束,这一切被我们尽收眼底。
夜风从海上带来了咸腥湿润的潮水味道,银白月光下的树影斑驳摇曳。这一切都是这样美,就仿佛一场短暂虚幻的梦,我们聚集在这里,讲述所谓的故事和秘密,然后告别分离,从此天各一方。
这一切的结局,在我对藤川讲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残酷地注定。
“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诚实地回答她。
我忽然有些后悔用私小说的体裁描述我的这段故事。并非不痛不痒,冷眼旁观的看客,肆无忌惮地虚构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置身其中,被迫从被局限的视角出发,猜忌,惶恐,不安,仿佛被布条蒙住双眼,被看不见的锁链钳住双腿,每走一步都障碍重重,每接近一处真相都小心翼翼。
但到最后,读者相继出现,原本的私小说从独白变成一幕做作的表演。我拒绝这样,却还是不得不自揭伤疤,将那些让我无比羞愧的事实全盘托出,却换不得任何理解或怜悯。
我别无选择。在之前的叙述中,我已经选择性地向藤川隐瞒了许多细节。比如我的梦,比如我的幻觉。
“抱歉,柳生君,其实我没怎么听懂。”我所看到的藤川很直接,也很诚实。
“我才是该说抱歉的那个。”我是真的感觉到了歉意:“但别介意,现在开始说的那些,才是重点。”
我简直就像一个大言不惭要完成一幅万片拼图的无知小鬼,临到头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却,所以只好象征性地从一大堆花色中挑出最显眼的边框,迅速连成一圈,骄傲地宣布:“看,至少我知道它有多大!”
自欺欺人,是多么可笑又可悲。
那个下午,我躲过了与藤川的见面,却在回去的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矢部先生。老人家孤独地坐在长椅上,身边并没有护士陪着。
健康的人通常不喜欢医院。他们不喜欢病人苍白的脸,夹杂着麻木或惊恐的神情,消毒水的气味,甚至护士的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嗒嗒声。而真正的病人,比如我眼前的这位矢部先生,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光看他的眼神我就该知道,他一定也很透了这里。
他恨这柔软的蓝白条纹病号服,恨自己使不出力的双腿,恨早春充满生命希望的阳光,也恨周围那些有着家人陪伴的病友——在阳光下其乐融融与亲人聊天的老人,或是撒开步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
这是他打心底里羡慕,却无法拥有的。
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然后我们两个同时认出了对方。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在麻生一家还是我邻居的小时候,矢部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偶尔会在节日里被邀请去探望他们。我记得他是个精神的老者,头发花白,穿深灰色的正装,邻口系到最高,不苟言笑,看起来气宇轩昂。
和我的外公——那个生活在横须贺,酷爱在港口码头钓鱼,夏天总穿着花衬衫乐呵呵地冲我们微笑的快乐老头截然不同。
“矢部先生是东京都的议员。”我听见妈妈悄悄对爸爸说:“我在新闻里见过他。”
而现在,前议员先生就坐在那里,原本的威严已经被时间消磨干净,剩下的只有一具消瘦的空壳。褪去所有曾经的浮华和光环,他终于到了能被称作糟老头的时代,不再有闪光灯或政治伙伴包围他,甚至连原先的政敌,大概都已经将他遗忘。
“柳生君。”他皱着眉头,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离上一回见面已经至少有七八年工夫,和矢部先生简单的越变越老不同,我由国小生变成了高校生,个子高了,五官也逐渐长开,就连有时候我自己翻看过去的相册,都会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但他偏偏一眼认出了我。
尤其当他念到“柳生”这几个音节时,我忽然感到没来由的害怕,虽然他语气平平,并没有任何波澜。
我不得不再次中断自己的叙述。而藤川似乎也已经对我三番五次的欲言又止习以为常,只是耐心地沉默着,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着急。她的体贴让我感动,但还是不得不鼓起勇气挣脱犹豫和挣扎。即使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述接下去的一切,那些打破了了十七年来价值观的真相。
是的,我只有十七岁,还处在所谓的理想年代,曾经相信真实相信正义,以为光与暗的界限尤为鲜明,却没料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卷入了那桩不光彩的往事。
远处的大海仍在月色下翻滚,闪烁着的碎光仿佛海怪的鳞片,慢悠悠地张开,但在风吹过时又‘呜’得一声齐刷刷收紧。船灯在海面上织出一张巨网,连接着岸上的灯光,从海面路过沙滩与祭典,再一路攀爬上山坡,就好像海怪的脚印。
这让我想起了曾在幸村家见过的他的画。和保存在学校画室里的那些不同,幸村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的私人作品里没有盛开的鲜花,斑驳的树影,死板的静物,认识或不认识的微笑人像,而是充满令人不安的压抑和惶恐。比如漆黑无边的大海,满是窟窿的岩壁,被锁链缠绕的竹林,沙地上□的足踝,还有手捂住脸,像是在尖叫或哭泣的黑衣怪人。
有些是瑰丽的油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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